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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战家族是如何致富的？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先生于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访问大陆，这是海峡两岸以及国共两党隔离五十多年来首次交流，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之旅”。连战先生的“和平之旅”、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牵动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也揭开了国共两党关系新的篇章。
凡是看过连战先生的“和平之旅”节目的人都应该记得一个非常感人的细节，他到北京大学去去寻访他母亲当年在北京大学（当年的“燕京大学”）的宿舍。连战的母亲赵兰坤出身于沈阳的名门世家，1910年出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服务科。赵兰坤女士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就住静园六院中的一院。（参见：北京大学校友网www.pku.org.cn李双宏 尧华：礼堂、一院、湖畔屏风 连战主席青睐北大三地方）。
就是这位当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赵兰坤女士，为连家投资理财立下了汗马功劳，连战先生的财产总值预估近60亿新台币，那可是连战的母亲在四十多年前改变了投资理财的观念所致。20世纪60年代，台湾彰化银行前董事长张聘三提醒连战的父亲连震东，有钱就买三商银的股票，于是在张聘三的引荐下，连战的母亲赵兰坤将多年节省下来的积蓄买了几百张彰化银行的股票，并采取长期持有，靠自然增值的方式，奠定了连家财富的基础，赵兰坤很有理财的头脑，她不像一般妇人采取跟会的方式存钱，或是把钱存在银行，而是积极地投资理财。赵兰坤的理财方式是“无为而治”，也就是买进之后便长期持有，四十几年前就把所有的家产投资于股票和房地产，并耐心等待了四十余年，其间很少买卖，在每年20%以上的报酬率自然增长下，创造了近百亿元的财富。

许多人都可能听说过犹太裔美国人谢芭的故事。  
谢芭以5000美元为起点，凭直觉买股票，从1944年进场到1995年底，半世纪来每年平均收益率为18.3%。她投资股票，看准公司买了之后就抱着不放。谢芭从来没受过专业金融训练，年轻时只上过夜校、读法律，之后在国税局工作了二十多年，虽作得很好，但一直没被赏识，始终未升过官，1943年退休时，年薪3000美元出头。但在国税局查税的经验，谢芭认识到一件事：在美国，要能致富最稳当的途径，就是投资股票。她于是在退休第二年，以5000美元积蓄开始陆续买股票，她的钱少，一次很少买一百股以上，但一旦认定是好公司、股票值得买后，就忠心不渝，几乎不卖，即使股市惨跌，她无动于衷。谢芭买股票凭直觉：她买自己熟悉、日常生活有接触的大厂牌公司股票，譬如她所吃的药、所用东西的公司。她不大碰不知道的企业；比如她不懂科技，对IBM这类著名科技股就敬而远之，但她似乎也有选股的天赋，几十年前百事可乐刚诞生，谢芭亲自尝了一下，觉得很对味，于是开始买百事可乐的股票，直到过世，她共累积了两万七千股百事可乐公司股票，现值约160万美元，成为她一生最钟爱、拥有股数最多的前十种股票之一。 

现在，大家有一个问题：投资理财每年能否获得20%的回报率？
答案也是肯定的。
连战的母亲赵兰坤女士和美国犹太人谢芭女士的投资理财故事给我们几点启示： 
    第一，打工发不了财，谢芭到退休时年薪才3000多美元，假定她在退休前的年收入都达到了3000美元，假定她工作了33年，那么，她的全部打工收入为99000美元。正因为打工收入低，所以到她退休时，全部的积蓄也才5000美元。对于一般升斗小民来说，尽管打工收入低，但却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不打工是无法生存的。  
    第二，从事稳健的投资理财，可以致富。这一点，在她进入股市之前已经意识到了。的确如此，她经过50年的努力和等待，终于得到2200万美元的回报。纯粹从数字上比较，投资理财收入相当于打工收入的222倍。  
    第三，谢芭的投资理财活动如果起步更早一些的话，她的投资收益会更高。假定她从10岁开始投资理财，最初哪怕只投入100美元，以每年18.3%的收益率计算，那么，到她50岁退休时，她的投资理财收入已经达到了83059美元。从50岁开始，她在股市上的起点投资就是88059美元，而不应该是5000美元。后来，再经过50年的投资，她的投资收益可以达到3.93亿美元。这一数字是她实际收益的17.8倍。进一步推理，如果是这样，她的投资收益相当于打工总收入的3969倍。在这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时间价值的威力。因此，要获得较满意的投资收益，必须尽早起步开始投资。  
    第四，普通人也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谢芭进入股市投资已经是一位年过50的退休职员，她仅仅是凭借常识在选择股票并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长期投资，这样操作也可以实现每年增值18.3%的业绩。那么，对于具有比她更加优越条件的投资者，应该有可能实现比她更高的收益率。  
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机遇与风险并存，总的说来，机遇大于风险。可以肯定，未来的50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股票市场为我们提供的机会很多很多，相信不会少于美国股市在1944-1995年为谢芭女士提供的机会。
原文出自郑友林著作《身边的经济学》（2006）